欢迎来到广东省潮商会:
今天是
当前位置 :广东省潮商会-->潮汕文化

潮汕人文特征的社会竞争力

发布时间:2016-01-11 11:00:54 发布者:admin

   对于潮州这样有上千年海外贸易传统,跨国活动早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地区来说,仅从一个国家的制度出发来理解地方文化的特质,可能是不够的。与海上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潮州人,一直要面对的,是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差异极大的政治、法律、贸易、宗教和文化制度。令人欣慰的是,上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充满智慧地协调和利用各种制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和文化传统。

   再次,潮汕传统人文特征中蕴含着许多“现代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和现代潮汕侨乡的日常生活中,以“侨批”为主要形式的华侨汇款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汕头邮政管理局统计,仅1930年一年寄往南洋群岛和马来联邦的批信(应是回批)就有129万封,因世界经济萧条而使侨批数量减少的1932年,也有83.2万封批信。一般情况下,侨民家庭每月(有的是每两月)就会收到一封平均汇款额在20-30元之间的侨批。在近百年时间里,这些与个人和家庭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家信,频繁往来于海外移民的故乡与海外移居地,潜移默化之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非戏剧性的、但可能更加深刻的影响。

   从近代邮政业和银行业的理念看来,侨批局的营运方式有诸多不合“规矩”之处,所以,民国年间中央政府对侨批业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般的观念中,带有明显乡族色彩的民营侨批业也基本上可被认为属于“传统”商业组织的范畴,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组织在一个日渐近代化的地方社会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在更大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网络体系之中,侨批业这一带有明显的东亚商业经营习惯和经营理念的组织,可以与近代的邮政机构和金融组织良性互动,并从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近代潮汕侨批业者进行的不但是经济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有更加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内涵,侨批问题不仅是金融的活动,其背后同时也是人员、物资和信息的交流。这也就是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潮汕传统商业习惯中蕴含有可以适应近代国际金融和商业运作的某种“现代性”。

   关于潮汕传统人文特质中蕴涵着“现代性”的另一个例证,是近代汕头市善堂的兴起及其对近代市政发展的影响。

   可以说,近代汕头善堂的兴起,与大峰祖师的信仰有关。大峰信仰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宋代,但直至十九世纪末,大峰祖师的信众仍仅限于潮阳一地,和平乡的报德堂是唯一祭祀大峰祖师的场所。大峰祖师作为一个具有近代慈善组织性质的善堂的象征性神明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其信仰的普及,是晚清以来商人和华侨共同努力的结果。

   实际上,和平乡报德堂之外第一个奉祀大峰祖师的场所出现在泰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与潮阳县相邻的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潮阳人也因此大量移居海外。1896年潮阳人马润君从和平乡恭请大峰祖师金身到暹罗设坛供奉,此举与后来影响巨大的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兴起有莫大关系。原来只是在海边偏僻乡村为乡民祭祀的神明,经此变化,首先在海外华侨社群中得以推广。

   差不多与之同时,与汕头只有一海之隔的潮阳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这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定居,这些潮阳籍商人,许多是先移居南洋,再回来汕头发展的,几乎每一个人可被称为“华侨”或与之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新兴近代城市要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建立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传统时代已经广泛存在的善堂,成为解决新兴近代城市公共事务问题最有效的选择之一。第一个以大峰祖师为主要祭祀神祗的善堂,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设立的存心善堂。而存心善堂善款的主要来源,除本地的商贾、名流的捐助之外,旅居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地区的潮汕乡亲,尤其是香港善庆善堂和泰国报德善堂,也都常有捐助。

   存心善堂建立之后,其他善堂也在汕头市建立起来。其中,存心善堂和1905年设立的延寿善堂、1919年设立的诚敬善堂、1932年设立的慈爱善堂和1934年设立的诚心善堂,并称为汕头 “五大善堂”。这些善堂许多在韩江中下游城乡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其赈灾和公益活动的范围,更达到韩江流域各地和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地方。

   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大峰祖师信仰的推广,是先从潮阳县和平乡传播到南洋,再因在南洋信仰的普及而致使其在内地侨乡也被广泛接受。但没有疑问的是,大峰祖师是由于“华侨”的作用而首先在海外传播的。而在汕头市和韩江中下游城乡地区将大峰祖师作为近代慈善事业象征的,也是“华侨”。在近代潮汕地区“侨乡”形成的过程中,华侨正逐步取代士绅阶层,成为转型中的地域社会新的主导力量。

   大峰祖师信仰随着善堂的普遍建立,在潮汕地区迅速传播的过程,正值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步形成,潮汕社会经济出现某种近代化趋势,汕头等近代工商业城市在地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臻显著的时期。善堂的普及,是在政府控制力量明显减弱、乡绅等原有的地方精英面对新的挑战、地方组织的形式和权力格局重新建构的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和社会对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事业迫切需求的结果。善堂的善举主要包括重大灾害之后的紧急救济、平常时对贫穷者施衣施食、设立义冢并对贫穷和无人收埋的死者施棺收敛、对无力治疗的患者施医赠药、兴办义学、在城镇地方设立义务消防组织等等。对于汕头这样正在形成中的近代城市来说,急需有专门的机构从事这类与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善堂这种在传统中国有着悠久制度渊源的社会慈善组织形式,成为了当时潮汕民众所选择的,能够适应近代汕头市政建设需求、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城市公益组织。

   如果要把潮商与徽商、晋商等传统中国著名的商人集团做某种比较,或许有三点是可以提到的:

   第一,潮商的发展一直保持着更大的自主性。我们知道徽州商人集团的起源与明朝政府的食盐专卖制度(即所谓“开中制”)有关,而山西票号的空前发展则直接依赖于清末与朝廷财政运作的密切合作。而潮州商人善于在不同时期利用官府不同的制度以获取利益,但始终与封建政府保持着距离。

   第二,潮商的贸易和人文网络有更明显的跨国特质。潮汕地区在传统近海帆船贸易体系中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潮人日常生计与海洋密切相关的悠久传统,使得潮汕商人始终将贸易活动的视野更多地投向海外。而他们也确确实实能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法律和商业制度之间游刃有余,获取丰厚的利益。

   第三,潮商的经营和商业运作方式中,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可与近代国际商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因素。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香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众多潮籍银行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事业发展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讲到明代潮州的历史,不但要提到许朝光、吴平、张链等等海上活动集团的首领,还要知道同时期潮州地区涌现了薛侃、林大春、林大钦、翁万达、唐伯元等一大批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有地位的知名士大夫;清代潮商不仅在海外活动频繁,在中国北方和内地的商业活动也有不俗的表现;在潮汕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但有长期以大海为生计来源的民众,也有祖祖辈辈居住在山区的人群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潮汕人文特征时要全面思考的,不然就会挂一漏万。

   (根据陈春声教授在第6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高峰论坛的演讲稿件整理而成)

   陈春声简介:

   广东揭西县人,现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人文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历史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计量历史学和历史人类学两个学术领域有较大成绩。先后在美国、英国、瑞典、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多间大学长期讲学和从事合作研究,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兼任国内、国际10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学术顾问。